炸了兩次機,換了十幾片槳葉,這是今年50歲的王高云第一次用無人機做防疫消殺時遇到的情況。盡管在飛之前,做好了可能會炸機的心理準備,王高云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仍表示:“心理壓力太大,整個過程非常緊張。”
比起在開闊的農田里打藥,無人機要想穿梭在城鎮的樓房之間,需要飛手過硬的飛行技術。另外,心理壓力還來自可能會感染病毒的擔心,要知道需要用無人機噴灑消毒的地區,幾乎都是有疑似病例或者確診病例的地方。
來自湖北省鄂州市的飛手王小亮也向澎湃新聞表達了同樣的心情,“我們就緊挨著武漢,我們市也有確診的病人。盡管家里支持,自己做好防護,但是擔心還是會有的。”
相比傳統的人工消殺,無人機防疫減少了人力成本,避免交叉感染,同時立體噴灑消毒藥液,空間范圍更大,防疫消殺效果更好。同時,在特殊時期里,無人機消殺作業隊的響應速度比傳統人力、車輛要更快。另外,無人機喊話、無人機監控在疫情期間,也能起到安慰隔離人員、緩解小區管理壓力的作用。
得意于無需接觸的優點,疫情期間,無人機從農業生產工具,變成了防疫消殺的好幫手,那些通常在地里出現,保護莊家的飛手,搖身一變,成了城鎮防疫消殺的能手。
緊張,壓力大
在金山廊下擁有300畝田的王高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農民。2018年,他成為上海心意無人機俱樂部的成員,俱樂部成員都親切地叫他“王哥”。經過俱樂部的培訓后,他成為了一位有證的飛手,并購入了自己的第一臺大疆植保機。
“上海是金融中心,又發生了疫情,我不想讓外面的人在進上海前對上海的情況很擔心。我自己的供銷社也有外地人員,他們回不來,我們的生產也無法進行。”王高云說。所以當他從俱樂部的微信群里,知道上海的一個確診病例小區,需要進行防疫消毒時,他第一個志愿報了名。
“他可能是上海唯一一個飛植保無人機,愿意義務過來幫忙的人。”上海心意飛行俱樂部總經理金海霖告訴澎湃新聞。相比東北,新疆等地的無人機植保業務,在上海做植保無人機大藥的人,并不多。再加上疫情嚴重,很多飛手滯留老家,也無法支援上海的防疫消殺。
2月11日,上海市楊浦區東森花園小區被上海市通報,為新增確診病例活動區域。2月12日,在千尋位置“無人機戰疫平臺”的撮合下,金海霖帶著王高云,以及另外兩位航拍飛手隨即趕到這個小區,在短短的2個小時里,四個人相繼完成了無人機喊話和整個小區約1萬平方米的無人機消毒。
雖然效率很高,但回憶起現場狀況,王高云仍直呼壓力很大。由于在小區內部飛行,無人機上的定位系統受樓宇遮擋,信號丟失。“飛機丟了信號,完全在飄,第一次是由于樓間距太小衛星信號全丟飄到墻上;第二次,發生在收尾時,想讓藥液噴灑更靠近大樓,結果讓植保機直接掉在了一個居民樓的五樓窗臺上了。”王高云說。好在出發前,王高云已經做足了準備,帶了替換槳葉和維修工具,才保證了無人機作業完成。
在小區里飛無人機的另一個擔心來自地面,一旦發生炸機,磕碰到小區里停著的地面車輛,那就真的變成好心辦壞事了。幸運的是,王高云的第一次飛行并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但插曲不斷。
有意思的事發生在第二次掛機時。據金海霖描述,飛機掛在了一樁居民樓的陽臺上,需要進樓去取,原本無人機作業隊會覺得會有阻礙,沒想到,住在一樓居民主動給開了門禁。碰巧,無人機掛在502的陽臺上,但這戶家里沒人,反倒是501的住戶打開了家門,更有旁邊和六樓的鄰居一起幫忙,才撿回了無人機。
“居民的心理壓力也很大,看到我們來做防疫消殺都很配合。看到我們的無人機,他們都拿出手機發抖音,還直接上了熱搜。不說最后的消防效果,光從心理壓力的緩解上,我覺得這次飛防,就很有用。”金海霖說。
想為家鄉做點事
相比上海,湖北是此次疫情的重災區,來自各鄉鎮地區的消殺需求會更多,但遇到的困難也更多。來自湖北鄂州的王小亮,1986年出生,是鄂州地區的一支植保無人機隊的負責人。從2016年開始,他的無人機植保隊成立,在他隊里,有11個人,10臺極飛無人機。今年春節,他在鄂州市區的新房剛裝修好,本想搬進去住兩天,再回鄉下老家看父母。但由于臨時封城,他被留在了市區。
關注疫情的同時,這位80后也想為自己的家鄉做點什么。于是他通過朋友圈發布了自己的無人機義務進行防疫消殺的消息。通過朋友轉發,從2月5日開始,王小亮和他一位89年出生的伙伴,一起在鄂州梁子湖區和華容區等多個鄉鎮和農村開始用無人機進行了消毒。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想太多,我們本身是青年創業者,受到了很多政府一些政策的支持,我們肯定要盡一份力。另外,從噴灑效果來說的話,無人機確實有比人工噴灑有優勢的地方,我們就想對抗擊疫情做點事情。”王小亮對澎湃新聞表示。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間,王小亮還通過自己所在的青年企業家協會向鄂州醫療隊伍捐了1400個口罩。
有防疫需求,也有愿意提供服務的飛手,但真正想讓事情辦成,在特殊時期,并不容易。在重災區,出行成了困難之一。
由于從市區開車去鄉鎮,通行關卡多,光有當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揮部出具的文件,有時候行不通。“有些關卡不愿意放行,或者不認文件,需要通行證,我們有一次下鄉,最后只能請鎮政府給市防疫交通指揮部打電話,最后才得以同行。”王小亮說。
到了防疫消殺的現場,困難也隨即而來。首先防疫消殺作業環境比農田更為復雜,在很多村鎮、社區有綠化樹和監控設備的桿子,甚至有的住宅區樓層很高,如果無人機飛行高度、速度或航線設置不合理,會造成一定的風險。
“這點對于有經驗的飛手來說,也是挑戰,但我們相對比較有信心,就膽大心細,因地制宜,根據不同的地形、不同的環境,我們來規劃航線。”王小亮說。
從植保無人機飛手轉換到防疫消殺能手,如何保證防疫的效果,體現消殺專業性,也是王小亮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往作業隊多數提供農業服務,在新的消殺場景中發揮無人機工具的優勢,要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例如病疫的傳播途徑、無人機消毒原理和優勢、專用藥液的配制方式、消殺作業流量和飛行高度等。
“這個話就要求我們在操作的時候要小心,改變作業方式。比如噴消毒液的話,有的是噴75%的酒精,有的噴84消毒液,如何稀釋,噴多少都有講究。”王小亮說。
另外,在醫療物資困乏的重災區,飛手在防疫消殺過程中自身的防護通常不是很到位。據王小亮介紹,自己去作業過的地方,基本上會提供口罩和一次性雨披,雖然防護等級一般,但好過毫無準備。“我們自己也會比較注意,消毒結束后,我們回到家,會立馬洗熱水澡、換衣服,暫時不和家里人接觸。”王小亮說。
從2月5日開始,王小亮已經累計在鄂州市內及周邊地區,防疫消殺了100多畝地方。王小亮,隨著疫情發展,很多遠的地方,他可能就無法去提供服務了,現在更多的還是通過朋友圈和朋友來轉發,告訴大家自己愿意為社會出一份力。
在這些飛手和俱樂部愿意以個人力量,想利用無人機為疫情做點貢獻的時候,無人機背后的公司和平臺們,已經為他們了準備好了“糧草”。據澎湃新聞了解,無論是極飛科技還是大疆,兩家無人機科技公司,都拿出了足夠的誠意,推出了后勤保障計劃,為這些飛手免費提供配件補給和維修服務。這一次,無人機成了防疫消殺中的“精兵”。
比起在開闊的農田里打藥,無人機要想穿梭在城鎮的樓房之間,需要飛手過硬的飛行技術。另外,心理壓力還來自可能會感染病毒的擔心,要知道需要用無人機噴灑消毒的地區,幾乎都是有疑似病例或者確診病例的地方。
來自湖北省鄂州市的飛手王小亮也向澎湃新聞表達了同樣的心情,“我們就緊挨著武漢,我們市也有確診的病人。盡管家里支持,自己做好防護,但是擔心還是會有的。”
相比傳統的人工消殺,無人機防疫減少了人力成本,避免交叉感染,同時立體噴灑消毒藥液,空間范圍更大,防疫消殺效果更好。同時,在特殊時期里,無人機消殺作業隊的響應速度比傳統人力、車輛要更快。另外,無人機喊話、無人機監控在疫情期間,也能起到安慰隔離人員、緩解小區管理壓力的作用。
王小亮的極飛無人機在當地的防疫消殺現場
得意于無需接觸的優點,疫情期間,無人機從農業生產工具,變成了防疫消殺的好幫手,那些通常在地里出現,保護莊家的飛手,搖身一變,成了城鎮防疫消殺的能手。
緊張,壓力大
在金山廊下擁有300畝田的王高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農民。2018年,他成為上海心意無人機俱樂部的成員,俱樂部成員都親切地叫他“王哥”。經過俱樂部的培訓后,他成為了一位有證的飛手,并購入了自己的第一臺大疆植保機。
王高云和他的同伴在上海楊浦區東森花園小區進行防疫消殺
“上海是金融中心,又發生了疫情,我不想讓外面的人在進上海前對上海的情況很擔心。我自己的供銷社也有外地人員,他們回不來,我們的生產也無法進行。”王高云說。所以當他從俱樂部的微信群里,知道上海的一個確診病例小區,需要進行防疫消毒時,他第一個志愿報了名。
“他可能是上海唯一一個飛植保無人機,愿意義務過來幫忙的人。”上海心意飛行俱樂部總經理金海霖告訴澎湃新聞。相比東北,新疆等地的無人機植保業務,在上海做植保無人機大藥的人,并不多。再加上疫情嚴重,很多飛手滯留老家,也無法支援上海的防疫消殺。
2月11日,上海市楊浦區東森花園小區被上海市通報,為新增確診病例活動區域。2月12日,在千尋位置“無人機戰疫平臺”的撮合下,金海霖帶著王高云,以及另外兩位航拍飛手隨即趕到這個小區,在短短的2個小時里,四個人相繼完成了無人機喊話和整個小區約1萬平方米的無人機消毒。
雖然效率很高,但回憶起現場狀況,王高云仍直呼壓力很大。由于在小區內部飛行,無人機上的定位系統受樓宇遮擋,信號丟失。“飛機丟了信號,完全在飄,第一次是由于樓間距太小衛星信號全丟飄到墻上;第二次,發生在收尾時,想讓藥液噴灑更靠近大樓,結果讓植保機直接掉在了一個居民樓的五樓窗臺上了。”王高云說。好在出發前,王高云已經做足了準備,帶了替換槳葉和維修工具,才保證了無人機作業完成。
在小區里飛無人機的另一個擔心來自地面,一旦發生炸機,磕碰到小區里停著的地面車輛,那就真的變成好心辦壞事了。幸運的是,王高云的第一次飛行并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但插曲不斷。
有意思的事發生在第二次掛機時。據金海霖描述,飛機掛在了一樁居民樓的陽臺上,需要進樓去取,原本無人機作業隊會覺得會有阻礙,沒想到,住在一樓居民主動給開了門禁。碰巧,無人機掛在502的陽臺上,但這戶家里沒人,反倒是501的住戶打開了家門,更有旁邊和六樓的鄰居一起幫忙,才撿回了無人機。
“居民的心理壓力也很大,看到我們來做防疫消殺都很配合。看到我們的無人機,他們都拿出手機發抖音,還直接上了熱搜。不說最后的消防效果,光從心理壓力的緩解上,我覺得這次飛防,就很有用。”金海霖說。
想為家鄉做點事
相比上海,湖北是此次疫情的重災區,來自各鄉鎮地區的消殺需求會更多,但遇到的困難也更多。來自湖北鄂州的王小亮,1986年出生,是鄂州地區的一支植保無人機隊的負責人。從2016年開始,他的無人機植保隊成立,在他隊里,有11個人,10臺極飛無人機。今年春節,他在鄂州市區的新房剛裝修好,本想搬進去住兩天,再回鄉下老家看父母。但由于臨時封城,他被留在了市區。
關注疫情的同時,這位80后也想為自己的家鄉做點什么。于是他通過朋友圈發布了自己的無人機義務進行防疫消殺的消息。通過朋友轉發,從2月5日開始,王小亮和他一位89年出生的伙伴,一起在鄂州梁子湖區和華容區等多個鄉鎮和農村開始用無人機進行了消毒。
王小亮在現場進行操作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想太多,我們本身是青年創業者,受到了很多政府一些政策的支持,我們肯定要盡一份力。另外,從噴灑效果來說的話,無人機確實有比人工噴灑有優勢的地方,我們就想對抗擊疫情做點事情。”王小亮對澎湃新聞表示。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間,王小亮還通過自己所在的青年企業家協會向鄂州醫療隊伍捐了1400個口罩。
有防疫需求,也有愿意提供服務的飛手,但真正想讓事情辦成,在特殊時期,并不容易。在重災區,出行成了困難之一。
由于從市區開車去鄉鎮,通行關卡多,光有當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揮部出具的文件,有時候行不通。“有些關卡不愿意放行,或者不認文件,需要通行證,我們有一次下鄉,最后只能請鎮政府給市防疫交通指揮部打電話,最后才得以同行。”王小亮說。
當地相關部門出具的防疫消殺放行文件
到了防疫消殺的現場,困難也隨即而來。首先防疫消殺作業環境比農田更為復雜,在很多村鎮、社區有綠化樹和監控設備的桿子,甚至有的住宅區樓層很高,如果無人機飛行高度、速度或航線設置不合理,會造成一定的風險。
“這點對于有經驗的飛手來說,也是挑戰,但我們相對比較有信心,就膽大心細,因地制宜,根據不同的地形、不同的環境,我們來規劃航線。”王小亮說。
從植保無人機飛手轉換到防疫消殺能手,如何保證防疫的效果,體現消殺專業性,也是王小亮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往作業隊多數提供農業服務,在新的消殺場景中發揮無人機工具的優勢,要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例如病疫的傳播途徑、無人機消毒原理和優勢、專用藥液的配制方式、消殺作業流量和飛行高度等。
“這個話就要求我們在操作的時候要小心,改變作業方式。比如噴消毒液的話,有的是噴75%的酒精,有的噴84消毒液,如何稀釋,噴多少都有講究。”王小亮說。
另外,在醫療物資困乏的重災區,飛手在防疫消殺過程中自身的防護通常不是很到位。據王小亮介紹,自己去作業過的地方,基本上會提供口罩和一次性雨披,雖然防護等級一般,但好過毫無準備。“我們自己也會比較注意,消毒結束后,我們回到家,會立馬洗熱水澡、換衣服,暫時不和家里人接觸。”王小亮說。
從2月5日開始,王小亮已經累計在鄂州市內及周邊地區,防疫消殺了100多畝地方。王小亮,隨著疫情發展,很多遠的地方,他可能就無法去提供服務了,現在更多的還是通過朋友圈和朋友來轉發,告訴大家自己愿意為社會出一份力。
在這些飛手和俱樂部愿意以個人力量,想利用無人機為疫情做點貢獻的時候,無人機背后的公司和平臺們,已經為他們了準備好了“糧草”。據澎湃新聞了解,無論是極飛科技還是大疆,兩家無人機科技公司,都拿出了足夠的誠意,推出了后勤保障計劃,為這些飛手免費提供配件補給和維修服務。這一次,無人機成了防疫消殺中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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